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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,唯有仁宗时的吴育吴春卿与老师二人获过最高一等的成绩,老师的策论文章当属天下一绝。可恰恰是是因为他擅长策论,则比常人更加懂得策论考试在考核人才中的不足与缺陷。”
“哦?以秦刚之陋见,这策论可以考察学子对于政治、民生等诸事的见识,并可从文中看出他们对于政事的理解程度与处理思想,岂不是要强于诗赋乎?”秦刚提出了自己的疑问。
“徐之你是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。”秦观摇摇头说,“单从文章本身来看,的确是有这样的好处。但是回到考试本身就会发现,一是策论写作有程式、有样板,二是策论试题太狭窄,因为你要贴近时事政务,就很容易被提前猜出押题,然后交上来的试卷,多是提前写好的范文,甚至还会是请人捉笔的作品。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,选出来的人才便很成问题。”
所以说,苏轼此人看似豪放不羁,其实却是最讲实际的人。他在政治生涯中的观点,绝非那种认死理、讲面子的党争之辞。
在新法实施之初,他就从“新法急推时过于折腾民众、许多地方与民争利”等等这些客观出现的事实角度出发,急呼不得强行推广。而等到司马光一党上台之后,开始全面废除新法的时候,却又是他站出来,指出“新法经过若干年的推广,有些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,有些地方也被民众习惯,所以此时应该针对性地修复一些弊端即可,何必再次折腾民众?”
对于科学取士标准,苏轼的观点同样如此。
他并非只是死板在坐在朝堂上,来辩论诗赋与经义策论的优劣点,而是直接从实践入手,指出科举考试的本质是为朝廷选拔出有用的人才,所以,对于考生而言,无论是诗赋、经义还是策论,都各有优劣,仅只代表了一个方面。
所以苏轼真正的观点却是:“今后差使官,不拘经义、诗赋,专务选择有才学之人”。而他所谓的坚持“诗赋取士”的观点,只是认为,相对在三者之中,诗赋创作,不容易作弊,更加能够在一两场考试中,可以相对客观公正地选拔出相对优秀的人才。
听到这里,秦刚以其自己从现代穿越过来的经验才在心底发出真正的感慨,这一思想居然能够一直延续到了一千年后的中国:尽管有无数的人去指责、批评现代中国高考制度中的种种缺陷与不足,但是依旧无法改变这一事实:高考是现行社会环境下唯一相对最为公平的全民人才选拔的机制。
“诗赋不是同样可以提前预作好么?”一旁的秦湛提出他的疑问。
“非也!”秦观摇头道,“诗赋命题范围极广,不像经义策论出题时会受限。而且,诗赋的考核标准又多,主考官出题,副主考限韵。考生根本就不太可能提前作好。对于人为的泄题风险还能更好地防范。这便是老师的苦心坚持所在。”
“那诗赋做得好,就意味着做官就能做得好吗?”秦湛不服气地质问。
“经义、策论亦然!”秦观淡淡地说道,“三者皆未必,那就选择最难的一项来选拔!更何况,诗赋多有比兴手法,文以载道、字以传情,诗词其中,深谙处世为官之许多关键。”
事实也是的确如此,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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