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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也要承认：商贾也是与农工一般，是为社会财富的来源也。”
秦刚这句对司马光似褒实贬的评语，却令李清臣心里一笑：这个小子的倾向性未免也太明显了吧！
“自古君王凡有作为者，无非‘富国强兵’这四字。富国者，绝非只有粮食增产，百姓民众的吃穿住行、生活百用之物，离开商贾，皆是寸步难行；强兵者，也非全凭士卒勇猛，这军粮补给、物资补充、甚至到武器修理以及战马贩卖，哪一处能离得开商人的参与呢？”
秦刚的这番解说虽有点新鲜，但也言之有理，更是新法施行过程中的重要理论支撑。
“我大宋自立国以来，一直强敌环伺。北有恶辽，西有凶夏。可知为何不是他们防备于我，而是我们防备于他们？”
虽遭反问，但李清臣却没有任何反应，倒是一直沉默着的李禠试着回答说：“是因为他们是蛮夷、而我们是堂堂华夏！”
“也对，也不全对。”秦刚微笑道，“蛮夷多为游牧之民，居无定所，粮无定出。丰年虽可饱餐，灾年却只能靠劫掠。这便是他们千百年来，始终不肯放弃侵掠中原的最根本原因。然而自澶渊之盟以来，宋辽之间已有百年和平。为何？边境榷场，日渐兴盛；年年岁币，获利颇丰。对于辽人而言，既然通过行商交易，就能解决困惑他们的生存难题，又怎会舍近求远选择战争呢？”
“那西夏却为何不选择与我们做生意呢？”李禠提出了他的疑问。
“北辽地广千万里，除了大批的牛羊肉、动物皮毛之外，还有人参、药材，镔铁等等，都是我大宋百姓所需要的。然后，我们大宋生产丰富、产量富余的各种丝绸、瓷器以及茶叶等物资便可大量销售出去。但是西夏则不同了，其地小民寡，又是大漠戈壁，他们所拥有的青盐等物，也只能满足于关西地区，此外就几乎很少有物品资源可与我大宋贸易，所以，这也就是他们几经选择，最终仍然是返回了通过战争掠夺物资的原始选择。虽然说，国之军事邦交，绝非我秦刚一小小的学子所能看得透的。但是，世间万事，多有起于微末、发于华枝。小子斗胆，从经商通榷之角度，看我大宋对辽、对夏之政策，也应是因对手的不同、其社会自然背景基础的不同，须持不同之政策，而对某些相同之手法，也应有不同之判定。不可一概而论。”
李清臣身在中枢多年，虽然并不直接负责军政外交之事务，但对于此等国邦大事，一开始听到秦刚讲起来，颇有点不以为然。不过是本着鼓励后辈的原则，礼貌地听之。
但是当听到秦刚由商业角度而讲到对于辽国、西夏应持不同的政策等等观点时，他不由地一下子想起了最近有过的一次朝堂争论，于是他便开始发问：
“贤侄既然对我宋辽、宋夏纷争有所研究，不知对于代州之北的割让与米脂四城的割让各有什么看法？”
所谓代州之北的割让，是发生在熙宁八年到十年的事情，当时是因宋神宗的河湟开边正处关键时期、南方又有交趾之乱的大背景之下，不得已对辽国而退让。但因当时主政的宰相正是王安石，所以便因此事被旧党一派安上了割地卖国的大帽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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